从“书中”到“床旁”：关于“急”与“救”的领悟

监护仪的报警声在凌晨三点的EICU里有种奇异的穿透力。它不刺耳，却足以让每个在场的人心头一紧。我站在床尾，看着带教老师熟练地下达医嘱并完成气管插管，护士们像精密齿轮般咬合运转，心肺复苏机“哼哧”工作，而那位突发心跳骤停的中年患者，在十分钟内出现了自主心率，指末氧饱和度缓慢上升。这是我规培轮转到EICU第一个夜班的场景。那时的我，还是一个连纸上谈兵都不熟练的医学生。

三年后的今天，我即将以一名急诊规培医师的身份结业。回望这段时光，我终于理解了“急诊”二字的重量——它不仅仅是医院的一个科室，更是整个医疗体系中最先感知生命温度与脆弱的前沿阵地。

EICU和急诊病房占据了我规培时光的大半，也是我脱胎换骨的地方。“交班、查房、操作、沟通、抢救、告别”这些关键词以不同的频率反复出现，最终织成了我规培生活的全部。

如果说急诊是医院的前线，那EICU就是前线中最激烈的战场——这里的患者往往多器官功能衰竭，身上插满管路，每一个数值的波动都可能意味着生死逆转。而急诊病房则是另一种考验，患者高龄、基础疾病多，病情复杂多变，你必须全面考量患者病情做出恰当的治疗，尽可能避免后续并发症。我在这两个地方反复被锤炼，从一根胃管都送不进的新手，成长为可以独立完成鼻空肠管留置、深静脉穿刺、气管插管等操作的住院医师。

还记得第一次参加EICU晨交班，我坐在会议桌前，手心微微冒汗，一手攥着笔，一手里攥记录小本子，竖着耳朵听着交班内容。昨日值班的师姐，不紧不慢的语速，字字清楚的交着班：“12床，陈某某，感染性休克，重症肺炎……，今晨测CVP4cmH2O，去甲肾上腺素目前走速为12毫升每小时，乳酸4.8较前下降，但尿量不足，考虑液体复苏欠充分，需进一步评估容量反应性；15床……”我疯狂地将自己所听在本子上记录着，却发现自己连“CVP”都要反应两秒。两三分钟后，我彻底跟不上了，且不知道自己记录得是否有遗漏及错误。周围的带教及师兄师姐面色平静，在笔记本上寥寥几笔就完成了记录，而我像被抛进了一条流速过快的河流，只觉得眩晕，呆呆望着师姐，并期许着不久的将来自己也能像师姐这样顺畅且清晰的交班。

那是三年前的我。如今的我，不论是在EICU还是急诊病房里，都能用同样精练的语言汇报着管床患者的病情变化，间或回答主任及上级医师的追问，从容得像在讲述一个熟悉的故事。

急诊有着它残忍的一面。面对那些危重的患者，我总是和患者家属一样充满着期望，但往往差强人意。我记得我管理过得一名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中年患者，他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开始的腹痛没有引起他的重视，为着家庭坚持着工作，却最终倒在了家中，送至医院时已然休克，一切积极的措施在家属的支持及所有医生的努力下，都用在了患者的身上，但随着多脏器功能衰竭，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，最终宣告死亡。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，也将随着患者的死亡更加的艰辛。那时自己的情绪忍不住低落，还有某种深层的无力感——医学有它的边界，而我们必须学会与这个边界共处。在那之后，我逐渐明白“医生不是上帝，我们是摆渡人。有的人能渡过去，有的人渡不过去，但你必须保证自己每一次都拼尽全力撑好手中的桨”。

三年的规培生活，我渐渐明白，除了技术和判断力，急诊医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项能力是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。它并不总是轰轰烈烈的，更多时候是点滴的积累。第一次独立与家属谈话时我紧张得语速飞快，迅速的将患者的检查检验结果及诊断一股脑告知患者家属，并把操作风险念了一遍就准备让家属签字，结果家属拉住我问：“医生，你说这么多不好的，是不是没什么希望了？这操作风险那么高为什么还要做呀？不做不行吗？”我才意识到自己完全忽略了对方的情绪，忽略了对方并非从事临床的专业人员。后来我学会了先倾听，先共情，用家属能听懂的语言解释病情，把“可能”和“一定”区分清楚，把坏消息分成几次慢慢说，给家属消化和提问的空间。

对于急诊医学生涯，我也曾动摇过。我问自己，这样的工作强度和精神消耗是否值得。但第二天早上，看着前一夜被我成功处理过的急性心衰患者，安稳得斜躺在病床上，床头的监护仪没有再发出尖锐的报警声，内心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满足感。忽然明白，作为一名急诊医生的意义。

规培结业不是句号，而是一个新的破折号，指向独立值班的每一天。我知道前方还有更多的晨会交班、更多的深夜抢救、更多的告知与告别。但我不再害怕了，因为这三年的每一刻都在告诉我：急诊医生是一份需要不断学习、不断反思、不断与自己和解的职业。它让我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就见识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，也让我在一次次挫败与成就中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套节奏。

感谢这三年，感谢所有带教过我的老师，感谢那些曾信任我的患者。让我从一名懵懂的医学生，走到了今天，而明天，我将以急诊医生的身份，继续守在生命之门旁。

（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 急诊科基地 康海清）